《教育研究》2025年第3期目录+摘要2025年6月24日
全国两会期间，教育议题再次成为焦点，彰显了党和国家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紧紧围绕国家需求和群众关切推进教育改革发展，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本期聚焦表针对教育问题提出的五大议题：人工智能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边疆治理视域下的教师队伍建设、顶尖科研人才培养、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以及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这些议题涵盖了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领域，既有对前沿技术的探索，也有对边境教育短板的关注；既强调科研人才的培养，也注重德才兼备的时代新人塑造；既关注国内教育质量的提升，也着眼于国际竞争力的增强。我们期待这些议题的深入讨论，能够为中国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为实现教育强国的宏伟目标提供坚实支撑。
［摘要］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标志性任务，是我国教育发展模式发生历史转型的标识性举措，其核心在于超越工业化时代教育范式，打破束缚天赋人才脱颖而出的制度性障碍，构建和形成自然禀赋潜能释放的培养机制、制度环境、思想观念。基于天赋人才研究的元分析，个体智力、非认知因素与社会组织制度、文化观念，共同构成了“自然禀赋—社会建构”认识框架。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需以自然禀赋发展为逻辑起点，在“自由”与“责任”的平衡中培育“自主”人才，深化天赋人才自然禀赋的理论研究；破除高考单一维度的封闭性，建立动态多元评价体系；构建开放、灵活、弹性的学科专业课程体系，为天赋潜能舒展提供自由学习生态。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需在个体成长的复杂性中寻求相对确定性，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网络；完善学术自由原则下的制度举措；摒弃标准化管控，拓展博士生自主研究空间；确立“大人才观”与“大公平观”，发挥“双一流”大学在培养造就拔尖创新人才中的龙头和主力军作用，依据创新能级差异拓宽潜在“人才池”，承认禀赋差异的客观性，营造适配禀赋发展、符合成长规律的制度生态。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须遵循天赋人才自然禀赋的发展规律，建构适宜的环境和全新模式，以此引领、推动教育范式的迭代更新，促进天赋人才脱颖而出。
［摘要］学前教育是拔尖创新人才贯通培养链条中的首个环节，事关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根基问题。在学前教育阶段，可通过各种适宜性游戏活动促进幼儿创新性人格、认知及实践的生成，为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扎实早期根蒂。这是学前教育推进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目标任务，也是学前教育区别于其他阶段教育的特殊性所在。当前，价值定位模糊、课程供给不足、教师支持乏力、外界参与局囿等问题掣肘了学前教育在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上的价值发挥。面向未来，应通过发挥政府统筹引领作用、精进学前教育课程质量、深化幼儿园教育教学改革、提升幼儿园教师胜任力、加强家庭幼儿园协同共育、鼓励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等举措，切实深化学前教育改革，为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摘要］教育空间生产是推动教育实践变革的重要力量。它为彰显教育的实践属性、在教育实践变革中注入新的思想观念、生成教育活动的价值意义创造了条件，在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功能。然而，教育空间生产具有多种可能性，要充分发挥其推进教育实践变革的能动性，就必须在教育实践变革的价值理念指导下，准确把握教育的探究性、情境性、完整性和交互性，并以此作为教育空间生产的价值方向。行动是教育空间生产的能动性因素，实践变革是教育空间生产的内驱力，通过跨界实现教育空间生产的体制机制创新。高质量教育体系要以回归教育原点作为教育空间生产的价值选择，关注身体在教育空间生产中的重要功能，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为跨界创造条件，在推动教育实践变革中充分发挥其作用。
［摘要］道德情感是人们对善恶的好恶反应，在内容上是指向善恶的，在反应上是规范性的好恶反应。人们对善恶的好恶反应既指向他人，也指向自身。道德情感可以分为厌恶人己之恶的道德情感、喜好人己之善的道德情感与混合性的道德情感三种类型。由对道德情感的认识可以梳理出道德情感教育的基本理路，包括以学校生活的情感性与有效的道德教育进行道德情感的涵养；以同情教育为核心开展正面的道德情感教育，以对自恋的预防为核心开展反面的道德情感教育；把握分寸，在守住不可为底线的前提下积极进行“责人责己”的道德情感教育，并通过情感示范与不吝赞人的教育行为进行“赞人赞己”的道德情感教育；充分发挥文学叙事在道德情感教育上的独有优势，实现润心育情的效果。
［摘要］从西方思想史上看，真正意义上的“美育”肇始于18世纪末康德美学对鲍姆嘉滕将“美学”作为“感性学”的理性认知偏差的矫正。康德认为，作为一个兼有“先验”和“心理”含义的调节认识能力与欲求能力的中间领域，动词意义上的“美学”或“审美”旨在实现由认知机能的和谐所带来的快乐。与此相应，以席勒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者进一步指出，“美育”旨在使人的心力自由活动。至 20世纪初，马尔库塞又从文化批判的角度指出，美育旨在消除外在事物对人的本能力量的压抑性控制所造成的痛苦。由此可见，作为疗愈“认知能力”（对应智育目标）与“欲求能力”（对应德育目标）之间不和谐状况的药方出场的“美育”，并非与智育、德育、体育相并列的一个独立的教育目标，而是作为智育、德育、体育上位概念存在的一种综合性的教育目标。作为一个超越现实功利心的教育目标，美育旨在实现人的心灵和谐基础上的精神自由与身心和谐意义上的完满人格。这也正是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主张的内在根据。进一步而言，“情感”只是审美的心理方面，而不是美育本身；“艺术”只是美育的手段，而不是美育的目标。
［摘要］竺可桢1913—1918年在哈佛大学攻读气象学博士，系统接受了哈佛大学通才教育的思想和通识教育的理念。1936 年 4 月，竺可桢被任命为国立浙江大学校长。针对浙江大学长期专门学校的办学思想及现状，竺可桢积极谋划改革，重塑大学的使命、职能与人才培养目标。全面抗战爆发以后，竺可桢积极引入哈佛大学的通才教育的思想和通识教育的理念，以“求是”校训为引领，提出了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袖人才培养目标。他一方面通过院系和学科的扩充，推动大学朝向更加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提升了科学研究水平；另一方面以培植智慧为目标，探索激发个体潜能与提升自我教育能力的通识教育方法。抗战胜利以后，竺可桢又将战后哈佛大学最新的通识教育理念及经验引入浙江大学并加以实践，建构了顺应世界高等教育民主化潮流以及适应民族国家发展与建设需求的本土化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最终使浙江大学由一所技术学院一跃而升为具有国际声誉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摘要］基础教育学制作为国家教育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紧随社会更迭与教育主体诉求不断被赋予新的样态。自壬寅学制确立迄今，我国基础教育学制发展已逾百年，其间历经“肇始—过渡—调整—深化—提升”五个阶段。随着历史变迁及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面对急遽变化的教育环境，学术界对基础教育学制应“赓续发展”还是“破旧立新”难达共识，促生了“维稳派”和“革新派”之间的激烈争辩。为避免价值偏狭和认知失范，有必要借古鉴今，整体回溯我国基础教育学制的改革历程，辩证审思学制改革的张力，在契合教育目的、遵循法律边界、锚定资源配额、依循动态监管的限度内，理性调控基础教育学制改革，方能调和争论，在对立统一中实现改革蹄疾步稳，保障学制良性发展，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摘要］实现男女平等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使命。我国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但数千年农耕文化的深远影响使“重男轻女”观念根深蒂固，深刻影响着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导致教育资源的分配失衡，阻碍国家人力资本的可持续发展。高等教育不仅是国家发展的基石，也是促进家庭投资性别平等的关键力量。基于2010—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通过构建准自然实验模型，分析高等教育扩招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性别偏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等教育扩招政策显著降低了家庭对男孩的人力资本投资偏好，有效推动了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从“重男轻女”向“男女平等”转变。这表明教育不单是知识的传递，更是社会结构与文化认同变革的催化剂，高等教育扩招带来的知识传播与价值观的变革，深刻促进了文化制度的根本性转变。为确保不同文化和经济背景下的儿童青少年平等接受教育，应推动多方协作以构建包容性教育环境。通过推动性别认知的系统性转变、促进资源的公平配置、形成性别平等教育的社会共识，促进教育资源在家庭中的均衡分配，显著改善女孩的教育和发展机会。通过助力实现性别平等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推动我国实现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型，为社会公正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摘要］职业教育既是我国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利用2007年、2013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评估职业教育阻隔相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在阻隔相对贫困代际传递方面均具有比较优势。中等职业教育主要通过“学历提升”路径实现代际减贫效应，高等职业教育通过“学历提升”及“类型属性”双重路径实现代际减贫效应。职业教育阻隔相对贫困代际传递的效应在我国农业户籍群体及中、东部地区更为明显，且“学历提升”路径效应随时代发展不断增强，“类型属性”路径效应则不断减弱。为此，应着力构建职业教育促进代际减贫、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长效战略机制：将中等职业教育作为高质量普及高中教育着力点，充分发挥中等职业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社会兜底”作用；强调职业教育“类型属性”优势，充分发挥高等职业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提质增效作用；持续加强职业教育的差异性和针对性资源配置，力争补齐职业教育代际减贫效应短板。
［摘要］师德师风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法律问题。随着教师职业的专业化转型以及新形势下师德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法律介入师德治理具有可行性、必要性和必然性。当前，我国师德师风治理模式呈现出“教化主义”和“政策主导”的特征，师德治理规范体系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表现为师德规范的约束对象和行为边界不明确、教师行为规范的实体性内容不完备、师德违规处理机制不完善、被惩戒教师的救济机制不充足等问题，影响了师德治理的正当性和实效性。在教育强国建设和全面依法治教的新时期，师德治理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实现从“政策型治理”向“法治化治理”的转型。良法是善治的前提。在师德规范体系法治化建构中，需要科学界定师德规范的适用对象与调整范围，明确教师行为准则的实体规范及其惩戒措施，完善师德违规调查处理机制，健全教师违规处理的事后救济机制。通过科学完备的师德规范体系与实施机制，全面提升师德治理法治化水平，培育师德高尚的专业化教师队伍，为加快教育现代化、建成教育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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